科技趨勢描述：：在剛剛結束的北京奧運會上，中國獲得了51枚金牌，位居第一。全國人民為之歡呼，視這些獲獎運動員為英雄，他們的名字被人們一遍遍提及。 　　然而卻很少有人知道，除了“體育奧林匹克”，世界上還有個“技能奧林匹克”，我們的近鄰日本、韓國都曾選拔優秀技工參加“技能奧林匹克”，奪得金牌的工人，也被本國人民視為英雄，受到很高的待遇。 　　本文作者對“世界工廠”問題有著長期、深入的研究。我們常說中國是“世界工廠”，但我們這個“世界工廠”與日本的“世界工廠”差距太大了，有著太多的不同，真可謂“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 　　——編者手記 　　不一樣的“世界工廠” 　　馮昭奎 　　在歷史上，第一次產業革命發源地英國曾成為“世界工廠”。進入20世紀，全球性制造中心日漸移至美國。 　　遲到的工業國日本為了發動戰爭、維持殖民統治，在二戰前推行軍事化的工業化，偏離了“工業化走進人們生活”這個20世紀工業化的主流，誤入了歧途。戰后日本推行以民用技術為主的發展路線，使日本工業化走向成功之途，從偏離20 世紀工業化發展主流到比任何國家都更好地融入這個主流，達到“如魚得水”境界。 　　從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到1970年，日本進入了經濟高速增長期，實現了重化學工業化。70年代發生石油危機后，日本工業化發展的重點從耗能多的“重厚長大”型產業向電子、汽車、精密機械等“輕薄短小”型的加工組裝產業轉移，日本出口結構也轉向利用日本的高技術來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 　　1980年日本汽車年產量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1983年日本機械工業出口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日本制造的船舶(按“總噸”計)也達到世界總產量一半以上。于是“日本第一”聲名鵲起，“日本制造”譽滿全球，日本成為名副其實的 “世界工廠”。 　　自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十多年的低迷期。在國內需求低迷和日元升值背景下，日本制造企業的生產活動逐步向國外轉移，國內一部分工廠被兼并甚至關閉，引發了“產業空洞化”問題。與此同時，亞洲一些國家、特別是中國成為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生產基地的重點對象。2001年日本轉移到中國的生產據點數量，第一次超過轉移到美國的生產據點數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進程大大加快，特別是進入21世紀，中國制造的產品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于是人們開始熱議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 　　1995年中國占全球制造業產值的比重只有5％，到了2007年這個比重上升到大約14％，與日本的大約14 ％幾乎持平，雖不及美國的大約25％，卻遠遠超過德國的7％和昔日“世界工廠”英國的3％。2007年，中國制造業有 172類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70％的DVD和玩具，50％的電話和鞋，超過1／3的彩電和箱包均產自中國。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國際市場的份額已近20％。 　　中日“世界工廠”的 　　不同發展道路 　　日本對吸引FDI一直很不積極，至今，日本吸收的外資占國內固定資本投資的比例只有1.1％，比世界平均水平 16.3％低得多。因此，20世紀80年代日本“世界工廠”化基本上是“國別行為”，是一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產物；而當今中國是世界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外企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從1996年的40.7％上升到2001年的50 ％以上，特別是制造業吸引了大部分外資。可以說，中國“世界工廠”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國際行為”，是經濟全球化、即全球性的國際勞動分工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產物。 　　其實，在經濟全球化潮流中，各國產業結構調整大都已從“國別行為”轉向“國際行為”。對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來說，隨著生產活動不斷向全球擴張，引起本國生產體系出現“空洞”，促使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來填補“空洞”，結果導致產業結構進一步趨向高級化。與此同時，中國通過吸引外資并大量出口其工業化進展的成果——質優價廉的工業品，也“介入”了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為發達國家傳統產業結構“創造性的破壞”提供了外部壓力和推力。可見，中國“世界工廠 ”化與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繼“空洞化”后的“高級化”，恰好構成了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兩個側面。 　　中日“世界工廠”化發展道路很不相同。過去日本主要依靠引進技術，然后自主地進行吸收、改良、創新，形成了“ 一號機引進，二號機國產，三號機出口”的模式；中國雖也曾大力引進技術，但是中國制造企業的管理能力未能達到對引進技術積極開展吸收、改良、創新的境界，結果形成了“一號機引進，二號機引進，三號機還引進”的局面。這種情況下，中國采取了既引進技術也引進管理的辦法，這就是導入外國直接投資。鄧小平說“管理也是一種技術”，引進外資或許可以稱之為“ 廣義的技術引進”。 　　中日“世界工廠”在國際 　　分工體系中的不同地位 　　目前，全世界3／4的煙花爆竹是在中國生產的。燦爛的煙花照耀夜空讓人們得到美的享受，然而制造煙花爆竹是項危險作業，而且，從事這種危險作業的工人賺到的是十分低廉的工資，企業賺到的是十分微薄的利潤。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獨占”了世界煙花爆竹市場，但卻不意味著中國“獨占”了某種無人可以取代的技術。發達國家購買中國的煙花爆竹，主要不是因為他們不掌握這項技術，而是不想為這項既危險又污染嚴重的行業付出代價罷了。 　　中國電腦制造商抱怨說：“每臺電腦我們只賺幾個蘋果的錢。因為許多配件的核心技術都在別人手里，而使用這些技術要付出費用。”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對一款iPod產品的成本分析顯示，其299美元的零售價中，中國工人的貢獻不到3美元，創造其真正價值的是概念和設計。 　　這就表明，盡管中國“世界工廠”技術水平在日益提高，盡管中國一些政府官員發誓說“發展先進制造業決不放松” ，但至今中國“世界工廠”在總體上仍停留在國際勞動分工的低端。中國的制造企業至今尚無一家進入世界一流工業企業行列。而日本在全球最大500家工業企業中占29％，與美國的31％差不多。 　　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我國每年賣出去1億條牛仔褲，才夠買一架“空客”飛機；出口8000萬件襯衫，才能換一架“波音”。不久前中國決心研制自己的大飛機，溫家寶總理還專門為此著文，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也已成立。如何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成為中國“世界工廠”的緊迫課題，但這并非短期能夠實現。 　　中國人期待外資企業帶來先進技術，但這種期待往往落空。事實表明，外資企業決不會輕易地將核心技術“傳授”給投資對象國。比如，日本雖已將大部分家用電器的生產轉移到亞洲發展中國家，但本國仍掌握著大部分民用工業品的核心技術和研究開發優勢。日本的電容器制造商尼吉康(Nichicon)拒絕將煉制電容器中使用的鋁箔的絕密生產工藝轉移到中國，盡管在中國生產這項產品可顯著降低生產成本。這樣做的不只是日本企業，如ElementSix公司承認，他們永遠不會批準把其掌握的最為先進的人造金剛石生產流程轉移到中國。這一生產流程位于遠離英格蘭北部海岸的馬恩島上，公司負責人說：“在這個島上，我們的技術相當安全。”可見，外國公司為了防止核心技術外流，不惜將據點設在孤島上。 　　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日本超過70％，中國只有39％；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日本為3.5％，中國僅為1.3％；對外技術依存度，日本低于30％，中國超過了50％。正是由于缺乏自主技術開發能力和精神，才導致 “每臺電腦我們只能賺幾個蘋果錢”這樣的后果。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比喻為“微笑曲線”——兩頭高中間低，一頭是開發、設計，一頭是出口、營銷，這兩頭利潤高的部分都沒有專門從事加工組裝、干低級活兒的中國人的份兒。 　　日本“世界工廠”為何能 　　很快達到高端 　　日本“世界工廠”之所以能迅速達到國際勞動分工的高端，是與他們注重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堅持百折不撓地進行自主開發的努力分不開的。 　　首先，日本擁有大量的、幾十年如一日磨練一技之長的中小企業。 　　一些嚴肅的調研結果表明，“日本優秀的制造能力、制作技術是靠市鎮上的小工廠、街道工廠來支撐的”，“市鎮上的小工廠、街道工廠的優秀技術對日本高技術產業贏得世界競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有很多從街道工廠、地方小企業成長起來的日本中小企業，在某些關鍵零部件、原材料等產品方面占世界市場的比例居然位于世界首位，出現了眾多能制造其他企業無法仿造產品的“onlyone”企業。 　　比如，僅有六名職工的岡野工業公司幾乎獨占了用于鋰電池的不銹鋼外殼的日本市場。該公司還開發出極細的無痛注射針，2006年日本首相在施政演說中還特別提到了這項成果。 　　另一家小企業能按照美國航天局要求的形狀，利用刮刀加工火箭尖端部分的金屬板。某些小企業還為美軍加工觸及軍事機密的特殊技術產品，如東京都大田區的一家小企業為美軍愛國者導彈加工鍍鎘的容器，不會生銹。 　　美國硅谷的某家生物技術企業為加工基因重組產品，需使用“電子剪刀”對基因進行剪接，而這種“電子剪刀”是由大田區的一家小企業制造的。 　　戰后日本政府一項最值得稱道的政策就是對廣大中小企業給予大力扶植和具體支持，如政府設立了三個中小企業金融機構，專門向難以通過發行股票和公司債券籌資的中小企業提供低息的設備投資貸款；根據政府實施的《設備租賃制度》，作為公共機構的“設備租賃機構”利用政府出資和中小企業金融機構貸款，將設備租賃給中小企業使用；全國47個都道府縣的地方政府幾乎均設立了公立試驗研究機構，為員工少于300人的工廠提供調查服務、技術支持、測試和指導。從實際效果看，日本政府支持獻身技術發展的中小企業的政策還真是抓到點子上了。與日本中小企業的待遇相比，中國中小企業只能“望洋興嘆”，只有羨慕的份兒了。 　　第二，日本擁有不辭勞苦、視深入技術開發和生產第一線為己任，為把新技術推向實用化、商品化而百折不撓地艱苦奮斗的技術人才。 　　一些歐美國家的研究者往往對寫論文、研究和發現新東西興趣很大，而一旦新東西研究出來，就不大愿意再花工夫將其推向實用化和批量生產階段，因為這個過程需耗費大量精力、時間和資金。然而日本企業及其技術人員卻很執著，能不辭辛苦、百折不撓地把新技術推向實用化、商品化。其結果，許多在歐美國家發明或試制成產品的新技術，卻在日本首先得到了實用化和商品化。比如CD唱機，最初是由菲利浦公司發明的，而最早將其產品化、并奪得世界市場很大份額的卻是日本。在20 世紀世界重大發明和新產品的研制方面，日本人貢獻很小(做出的重大發明為零)，然而在32項重大新技術產品的商品化方面，美、歐分別只有六項和兩項，日本竟有24項！商品化能力極強成為日本“世界工廠”的突出特征。 　　不過近20年來，在日本年輕人當中，出現了“脫理工科”、不愿干重活、臟活及伴有危險的工作的傾向。從1999 年至今，日本理工科學生就減少了10％，如果加上理工科畢業卻改行的年輕人，實際減少的幅度要大得多。對此，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稱：“排斥理工科20年，會令日本國家競爭力‘很受傷’。” 　　在我國技術工人中，高級技工只占5％；而在日本等發達國家這個比例超過35％。工人技術素質不高使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受到嚴重影響：產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每年因不良產品而損失近2000億元；由于缺乏技術力量，一些企業盼來訂單卻不敢接單；許多工廠雖引進了比某些國際著名公司還先進的生產線，但生產出的產品卻不能同人家競爭。 　　我國出現“技工荒”問題與整個社會風氣大有關系。那些在科技和生產領域做出優異成績的技術工人基本上不為人知，而當年日、韓在工業化過程中都積極選拔優秀技工參加“技能奧林匹克”，他們中的佼佼者奪得金牌載譽歸來，就像體育明星那樣被國民視為英雄。當我們的媒體狂熱地宣傳體育奧運會，宣傳歌星、球星的時候，中國有多少人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 技能奧林匹克”？有多少人知道在普通勞動者中涌現的“技星”？其實，那些“技星”挑戰人類體能極限的表演，也是極能抓住人們眼球的，他們正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英雄。 　　第三，不僅在日本企業內部，即使在相關同行企業之間，大家都能互相交流合作、切磋技藝，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而共同努力。 　　集體主義精神本是中國工廠里的良好傳統，但由于對市場競爭和人與人競爭的片面理解，我們一些生產單位似乎把這個良好傳統丟失了。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中國一家企業的技術人員去日本培訓，回國后幾乎人人都把獲得的技術資料鎖進自己的抽屜里，這個現象令日本企業經營者感到十分驚訝，因為日本企業管理者十分注意“把革新變成集體的知識”，把本企業乃至相關企業造就為一個“革新者集團”，努力培養從業者把知識作為公共財產(這本是知識的根本屬性)的集體觀念。日本汽車工業之所以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一個最主要原因正在于企業內和相關企業之間能形成緊密的交流協作關系。 　　很多工業產品都是由多種零部件或元器件組裝而成的，比如汽車、電腦、自行車。但是，組裝電腦、自行車，只需將零部件或元器件拼裝起來就行，很多消費者都可以購買零部件自己來拼裝，因此電腦、自行車等也被稱為“模塊型”產品，只需將現成的模塊拼裝起來就行了。然而汽車就不同了，組成汽車的幾百種零部件必須非常精密地、在反復“磨合”之中進行互相調整，最后才能形成具有良好性能的產品。為此，它需要企業內從設計到生產各個部門乃至承包企業之間不斷地相互切磋磨合，形成整個企業組織能迅速發現和解決問題的集體能力。豐田公司職工每年提出將近100萬條合理化建議，就體現出一種已成為全體職工日常習慣的不斷改善的能力和“把革新變成集體的知識”的傳統。現在，作為日本有代表性的優良企業——豐田公司的“改善”經驗，不僅被推廣到日本國內的其他汽車工廠，推廣到美國、中國的汽車工廠，而且還被推廣到汽車以外的行業，甚至出現了專門傳授豐田公司“改善”經驗的公司。 　　第四，日本“世界工廠”十分重視在核心技術、基礎性技術領域，通過千錘百煉形成自己獨有的技術優勢。 　　現在有人把鋼鐵等基礎材料產業說成是“重厚長大”的“夕陽產業”，其實基礎材料產業的附加價值比加工組裝產業高。比如一般人不大看得起的玻璃、陶瓷等所謂“窯業和土石產業”的附加價值率就高達46％，鋼鐵業的附加價值率達35 ％，而電機器械制造業的附加價值率為34％，汽車等運輸機械制造業的附加價值率只有27％。日本鋼鐵企業能制造在世界各地的重大建設項目中不可缺少的高級鋼材，如新日鐵、JFE等公司生產的“超高級鋼材”，其強度是普通鋼材的兩倍，廣泛用于管道、車輛船舶等領域。又如半導體被稱為“信息化的糧食”，日本生產的半導體硅晶片占世界市場的份額高達70％。 　　碳纖材料世界市場的70％為日本企業所占有。近年來日本金澤工業大學的研究室對東麗公司開發的碳纖強化塑料的耐久性進行研究，引起了美國海軍的注意，美方出價45萬美元，希望探討分量輕、強度高的碳纖材料可否用于警備艇等小型艦艇，以便大幅減少燃耗提高性能。引起美國軍方注意的還有日本企業為解決城市建筑物電磁波反射影響電視圖象等問題而開發的鐵凎氧材料，可轉用于制造隱形軍機，美國軍方曾要求日本提供這項技術。 　　汽車和建材玻璃看上去像是很簡單的材料，但在油價上漲的情況下，日本廠家開發出了獨領風騷的新產品。比如，具有防紅外線功能的車用玻璃能有效減小車內溫度的上升幅度。日本廠家還開發出了特殊建材玻璃，其隔熱效果顯著，可有效降低空調耗能。 　　為了開發海底油氣資源，需要具有極強的耐腐蝕耐高壓能力的管道，目前這種使用特殊鋼材制成的管道幾乎只有日本的鋼鐵廠家能夠制造，就連世界最大的鋼鐵企業米塔爾公司和第二大鋼鐵企業阿賽洛都沒有能力生產這種鋼管。2005年年底開始建設的、全長7600公里、總投資1萬億歐元的“北歐管道工程”(其中1200公里鋪設在歐洲大陸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之間的大西洋附屬海域的海底)使用的直徑1.5米的管道，就采用了日本住友金屬公司等制造的、對海水具有極強抗腐蝕性能的鋼材。 　　在世界各地的礦山中，活躍著日本制造的超大型鏟車及載重200噸的運礦石卡車。如今日本廠家訂單如潮，有的交貨期甚至排到了一年半以后。在巨型卡車用大型輪胎領域，日本普利司通公司與法國的米其林公司一起稱霸世界市場。生產直徑4米、重5噸巨型輪胎的日本下關工廠幾年來一直開足馬力，這種特裝車用輪胎一個就價值200萬至300萬日元，并且更換需求量也很大。 　　基礎制造和微細加工技術是日本的強項。比如模具制造，雖然遠不如汽車制造那樣出風頭，但卻是汽車制造必不可少的基礎技術。美國的三大汽車制造企業使用的軋制模具就是日本生產的。美國為何非要用日本造的模具呢？因為美國造的模具軋制3萬次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而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軋制6萬～10萬次。 　　日本擁有高水平的機械設備制造能力。例如，美國的GM、福特等汽車公司軋制車體的大型沖壓機均為日本制造。又如日本制造的多軸數控機床，可用來加工核潛艇使用的、噪音低得難以被敵艦發現的螺旋槳。美國曾為東芝公司向蘇聯提供該設備而對該公司進行嚴厲懲罰。 　　對高技術、高質量產品來說，決定性因素在于零部件的性能和質量。特別是在組裝產品成本中，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產品的購入成本一般占到80％以上。日本是許多核心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產品獨一無二的供應國。在日本的工業品出口中，耐用消費品的比重不到20％，生產資料產品的比重卻高達80％。可以說，日本“世界工廠”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是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機械設備、零部件、原材料和高檔耐用消費品的“世界供應基地”。 　　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李建明不久前說：“有些中國企業在與外國企業合作的過程中遇到困難，就是因為產品質量達不到外方的標準，這與缺乏高級技術工人是有關系的。產品中一個小小的制造質量差異，都可能使產品的售價有幾十倍的差別。”法國《快報》報道說：“中國每年生產23億只安全套，其中兩億只有缺陷。” 　　第五，日本“世界工廠”十分重視提高能源及其他資源的利用效率，擁有世界一流的節能技術。 　　最近，美國鋼鐵分析師阿普勒鮑姆稱：“美國已成為世界上鋼鐵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之一。誰的生產成本最高？中國。”通過降低資源、能源的消耗，美國鋼鐵業從5年前虧損4.2億美元轉變為2007年贏利8.8億美元。 　　這位分析師沒拿美國與日本比，其實日本的鋼鐵生產成本比美國更低。鋼鐵業是耗能大戶。在19世紀初，生產1噸粗鋼需用30噸煤炭，20世紀降至3噸，到了21世紀，各國生產1噸粗鋼需用的煤炭量相差很大，中國為1.5噸，美國為1噸，日本僅為0.6噸。從1噸粗鋼生產成品鋼材的重量即鋼材的成品率看，日本為0.98，美國為0.70，中國為 0.60。又據日本資源能源廳去年發表的數據，日本為生產一個單位GDP所需的能源消費量，僅相當于中國的約1／9。 　　中日“世界工廠”都面臨 　　嚴峻挑戰 　　當今，氣候變化、環境污染、油價飆升、美元貶值、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日趨尖銳，使中日“世界工廠”都面臨著嚴峻挑戰。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確實更加“現代化”了，西方人的物質享受在中國日益普及，至少在汽車和住房消費方面，中國的 “有車族”和住大宅子的人們甚至可以藐視日本人的“窮酸相”了。 　　當人們為中國的“世界工廠”和與之相伴的“汽車社會”而贊嘆的時候，我們卻面對著“山河憔悴、大地嗚咽”的慘象，幾千年來讓中國人引為驕傲的母親河——黃河、長江已經斷了乳汁。粗放型發展的中國“世界工廠”正在接近極限。 　　從資源問題看，日本“世界工廠”是建立在每桶幾美元的廉價石油基礎上的；而中國“世界工廠”卻遇上了每桶油價從幾十美元飆升至一百幾十美元的時代。日本在每桶油價從1位數漲到兩位數的壓力下大力開發節能技術，從而成了世界上節能“優等生”；而中國在每桶油價從兩位數漲到三位數的情況下卻依然未能摘掉節能“劣等生”的帽子。 　　中國人會覺得很委屈：多年來中國“世界工廠”為全球提供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生產必不可少的工業品，如果這些國家自己來生產這些產品，那么，相應的二氧化碳排放、環境污染后果乃至能源資源消耗都將發生在他們自己國家，而不是在中國。正如英國“新經濟基金會”不久前發表報告稱，西方國家對中國產品的依賴，意味著“變相地把廢氣排放量轉嫁到中國”，然后又來指責中國排放了過多的二氧化碳。 　　中國“世界工廠”的的確確為世界經濟增長和各國人民日常生活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我們更多聽到的卻不是贊揚和感謝，而是批評和指責。這其實也沒有什么奇怪的。當年日本“世界工廠”與其他西方國家、特別是與美國之間，不是也因為貿易摩擦、知識產權訴訟打得不可開交嗎？美國國會議員甚至動手砸日本汽車、日本電器。 　　當然，對于外國的批評和指責也不能一概置之不理，對有些善意的、實事求是的批評和意見應謙虛地聽取，并用以改進我們的工作。 　　盡管中國“世界工廠”遇到了諸如環境、資源乃至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和制約，但這些困難絕阻擋不住中國前進的步伐。當今中國不只是“世界工廠”，而且也是“世界市場”(我們擁有世界1／5的人口)，也應該做“世界農場”。我國國土面積在世界上僅次于俄羅斯、加拿大和美國，在世界農產品價格上漲、生物能源技術迅速發展的今天，大力開拓荒地、改造沙漠，可取得“一箭三雕”之效：既保護了環境，又開發了資源，還可吸收大量就業。“工廠”一詞在日語中是“工場”，做世界性的工場、市場、農場即“三場路線”，或可能是中國“世界工廠”的真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