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站優化描述：：侯健｜為略薩辯護：《上帝的耳目》一文的偏頗 《理想的讀者》，[加]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著，宋偉航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2019年8月出版，356頁，69.00元 我譯過幾本書，到目前為止最難譯的是西班牙作家豪爾赫·卡里翁（Jorge Carrión）的《書店漫游》（ Librerías），說難譯是因為作家游歷眾多，閱讀量巨大，筆下引經據典，有時還會用上法語、德語、英語甚至是泰語。生于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1985年加入加拿大籍的作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也是如豪爾赫般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曾經寫過《閱讀史》這樣的著作，讀類似作家的文字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如果讀者能或快或慢地跟上他們的步伐，那么通過閱讀收獲的知識有時會比讀其他作家更多。因此，在得知阿爾維托的《理想的讀者》有了中譯本后，我立刻將之加入了自己的閱讀計劃（還有一個原因，阿爾維托很喜歡寫西語作家的故事），可是待讀的書目實在太多，于是一直沒有真正把這本書買來看。直到有一天無意中讀到一條此書的介紹，說阿爾維托在這本書中“批評略薩對遺忘的辯護”，才立刻下單把書買了回來。 略薩對我而言意義非凡，我是略薩作品的書迷，正是讀了他的書才促使我下定決心當了老師和文學翻譯，后來我又成了略薩作品的譯者和研究者，略薩令我癡迷的地方不僅是他高超的文學造詣，還有他面對拉美諸多歷史弊病時永不妥協的戰斗精神。當然，好斗之人必然會四處樹敵，對略薩進行批判的人自然不在少數，但我還是很好奇阿爾維托在《理想的讀者》中會怎樣批評略薩，而所謂的“略薩對遺忘的辯護”又是什么。 《理想的讀者》是本好書，阿爾維托在書中聊到了許多有趣的話題。實際上批評略薩的只是其中一篇題為“上帝的耳目”的文章，這篇文章討論的主題是對阿根廷軍政府在“骯臟戰爭”期間犯下的罪行進行清算的問題。 1973年至1982年，荼毒阿根廷的“骯臟戰爭”導致三萬多人遇難，然而針對在此期間涉及侵犯人權案件的軍方人士，阿根廷政府卻多次頒布赦免令或大赦令，一方面企圖免去其刑，另一方面也希望免去其罪。阿爾維托指出，“阿根廷軍方在1995年席林戈和伊巴涅斯先后公開自白之前，始終不肯承認他們口中說的‘打擊恐怖活動’有何失當之處”。席林戈和伊巴涅斯的公開自白給了阿根廷人民清算軍方在“骯臟戰爭”期間犯下的罪行以新的例證。然而就在二人公開自白后不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在西班牙《國家報》發表題為《玩火》（ Jugar con fuego）的文章，這篇文章也成為了阿爾維托撰寫《上帝的耳目》一文的導火索。 略薩在《玩火》一文中寫道：“（對席林戈和伊巴涅斯的自白）任誰只要良知尚未完全泯滅，皆會覺得惡心作嘔。（……）因此，犯下這般難以置信暴行的人，一一被送上法庭接受制裁，當然最好，卻殆無可能。因為追究起責任，該負責的人遠遠超過軍方這一塊領域，牽連到阿根廷社會各階層。即使現今大聲疾呼、嚴詞譴責過去暴行的人，有不少也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當了共犯。” 阿爾維托據此認為，略薩是在為阿根廷軍方進行辯護，認為阿根廷各界堅持追究軍方在“骯臟戰爭”中犯下罪行之人責任的行為無意義，也不可能實現。他同時臆斷略薩的言下之意是“往事已矣，忘掉豈不更好？” 就在《玩火》一文發表后不久，阿根廷作家胡安·何塞·賽爾在西班牙《世界報》發文回擊。“先是糾正略薩文中幾點重大的失實之處，例如指處于伊薩貝爾·庇隆任期的政府是‘民主政府’，罔顧阿根廷人民從1955年到1983年，得以自由選舉國家領袖的時間幾乎未滿六年。（……）還指出略薩的‘人人有責’說，很可能害他陷入微妙的處境，因為，在阿根廷的知識分子備受酷刑虐待或是被迫出逃的那些年頭，這位秘魯小說家可是向來樂見自己的文章登上阿根廷的官方報刊。” 阿爾維托和胡安·何塞·賽爾對略薩的批評令我想起了拉美文壇的另一場論戰。1977年，左翼知識分子卡洛斯·蒙西瓦伊斯（Carlos Monsiváis）因為感覺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所寫的一篇文章影射到了自己，于是撰文回擊，批評帕斯對拉美左翼的看法犯了“普遍化”和“權威化”的毛病，卻對右翼態度寬容，進而指責帕斯在宗教問題上因循守舊，只顧埋頭批評，罔顧被帕斯批評的各國取得的“偉大成就”。帕斯的回擊則更加犀利，他說：“蒙西瓦伊斯不是思想家，而是詭辯家。（……）在他的文章里，體現出了三個可悲的‘混’：混亂、含混、混淆。”在蒙西瓦伊斯的理論中，帕斯發現了諸多不通的邏輯：歪曲論點，刪掉對之不利的信息，不斷地做著暗示，大喊口號，一切都是為批判“右翼人士”或“右翼同情者”而服務，卻從不分析具體事例，只是在討論些抽象的意識形態問題。 略薩 帕斯對蒙西瓦伊斯的回擊論點似乎還可以被用來評價阿爾維托和胡安·何塞·賽爾二人的文章。 首先，二人沒有搞清楚略薩在《玩火》一文中最主要的論點是什么，這就犯了“歪曲論點”的錯誤。首先，略薩花了大量篇幅對阿根廷軍政府在“骯臟戰爭”期間犯下的罪行進行批判，甚至多次用到“獨裁”一詞。其次，略薩所提出的“殆無可能”指的是對該為“骯臟戰爭”罪行負責的所有軍方人士進行完全正義的審判是無可能的，而非強調追責行為無意義。略薩的文章常常喜歡以小見大，《玩火》一文也不例外。表面上看，略薩是在談論阿根廷的社會問題，但實際上文章表現出的卻是他對拉丁美洲歷史上不斷出現的一種惡性循環的擔憂，即：獨裁統治-政權更迭-政治清算-新的獨裁。我們要注意《玩火》一文發表的時間點：1995年，其時略薩剛剛在秘魯總統大選中敗于藤森之手不到五年，而藤森能在大選中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反向種族主義競選策略，他在秘魯人民面前把自己包裝成了一個和之前歷任執政者（包括競選對手“白人富翁略薩”）都不同的“新人”形象。似乎藤森的上臺會給秘魯政壇帶去一股清流，會將之前的種種政治弊病一掃而空。然而事實卻是藤森發動自我政變，下令抓捕前總統阿蘭·加西亞，逐漸成為了只手遮天的政治強人。因此，略薩對于類似的政治清算始終是抱有戒心的。追究責任會不會成為新一輪打壓政敵的政治報復（所謂的“殆無可能”，指的更多是不可能準確認定誰有責誰無責，也不可能恰到好處地按責施刑）？會不會促使新的強權政府出現？這些是略薩真正擔心的問題。 其次，阿爾維托，尤其是胡安·何塞·賽爾，也犯了“刪掉對之不利的信息，不斷地做著暗示”的錯誤，他們只截取了可以用來支撐自己論點的信息。例如指責說“這位秘魯小說家可是向來樂見自己的文章登上阿根廷的官方報刊”，可是卻既不提及是何報刊，也不提及發表的是何文章。可以想象，如果略薩是在軍政府操縱的媒體上發表歌頌軍政府的文章的話（當然這絕無可能），胡安·何塞·賽爾必然會毫不掩飾地加以引用并給予批判，可見事實并非如此。使用這樣的論據只是對讀者的誤導，使讀者進行聯想，認為這種發表文章的行文就代表了略薩對軍政府的支持，這無疑是在偷換概念。此外，胡安·何塞·賽爾自然也不會提到略薩在1976年當選國際筆會主席后，“曾借助該組織進行密集的文學活動，來對抗阿根廷軍政府的打壓”（此為Enrique Krauze在 Redentores: ideas y poder en América Latina一書中所言）。 另外，我們還應該意識到，所謂的阿爾維托“批評略薩對遺忘的辯護”本身就是個假命題，因為略薩通過《玩火》一文想要表達的想法并非單純是“遺忘”，反而恰恰是“記住”。阿爾維托的問題在于只看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這也正是略薩一直以來堅信的拉美進步遲緩的原因之一：人們總是在關注錯誤的焦點。舉個較近的例子：2019年3月，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爾多要求西班牙政府為大約五百年前入侵墨西哥后屠殺土著居民的歷史道歉，這一要求很快就遭到了略薩的批判，略薩重申了自己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詞中的觀點，他指出：盡管西班牙人對美洲大陸的征服是殘忍血腥的，可是在脫離西班牙而獨立的兩百年來，拉美人卻并沒有解除對印第安人的壓迫，沒有為印第安人過去所遭受的侵害還其公正，反而繼承了征服者的貪婪和殘暴，繼續對印第安人進行迫害，所以在他看來，要求西班牙道歉的做法是在轉移焦點、逃避責任，因為該道歉的不止是西班牙，還有拉美人自己。這一事件與《玩火》事件的邏輯體系極為相似，自然有人會指責略薩是在為西班牙人開脫，是希望拉美人“遺忘”那段血淚史，可是略薩想要表達的重點是，拉美人民更應該“記住”自己不正確的所做所為，而非以他人的過錯為擋箭牌。在《玩火》事件中，略薩想說的也并非是阿根廷人民應該“往事已矣，忘掉豈不更好”，而是應該“記住”很可能正是如今要求對軍政府追責的同一批人，曾經在1976年軍隊發動政變、推翻合法繼任總統的庇隆夫人時為軍方搖旗吶喊，只是因為庇隆夫人無法扭轉糟糕的經濟局勢，他們就輕易拋棄了民選政府。只有“記住”這一血的教訓，才能避免重蹈覆轍。也因此，胡安·何塞·賽爾所謂的“（略薩只說）處于伊薩貝爾·庇隆任期的政府是‘民主政府’，罔顧阿根廷人民從1955年到1983年，得以自由選舉國家領袖的時間幾乎未滿六年”，本身就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問題，因為略薩恰恰是在強調人們要珍視阿根廷得之不易的民主政府。 試為略薩做一辯護，也可讓《理想的讀者》一書的讀者們避開帕斯提及的“混亂、含混、混淆”的問題，能更加客觀地看待拉美兩類知識分子在對待阿根廷“骯臟戰爭”問題上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