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商運營管理描述：：劉東、范金民對談《馬背上的朝廷》：皇帝南巡與清朝統治 清帝南巡之事廣為人知。傳統觀點認為，南巡是清朝統治者仰慕漢人文化，拉攏江南士人，期望獲得江南士人認可，且帶有游山玩水之嫌的行為。張勉治在《馬背上的朝廷》這部書中否定了這種簡單認識。他認為，這是清帝國在江南進行的政治合法性建構，反映出帝國核心區域與江南既充滿張力又互相博弈的微妙的聯系。作為海內外首部研究清帝南巡的專著，該書甫一出版，便頗受關注。宏大視野與生動細節的共映，也是這部著作飽受贊譽的原因之一。 10月19日下午，清華大學劉東教授與南京大學范金民教授在先鋒蟲子書店就《馬背上的朝廷》展開對談，對談會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府建明總編輯主持。 《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 : 1680—1785》，[美]張勉治著，董建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漢化與滿族性 作為“新清史”的典型著作，張勉治一書也不可避免地對滿族特性進行了討論，認為與漢族王朝中的士大夫對巡幸的否定相比，游牧民族一直保持對巡幸的重視。這并非簡單的政治行為，而是保持意識形態特色的需要，也是“強化民族——王朝統治的精心舉措”。滿族借此保持了其民族獨特性，避免了被漢化。 劉東先生指出，美國的“新清史”學派，就何柄棣與清史研究中提出的“漢化”之說，進行了爭議或顛覆。可實際上，何柄棣原是想要提供一種事實，即使也存在著一般中國人的判定，卻絕沒有那么明顯的派系傾向。事實上至少從中國歷史角度來說，漢化本身不見得是件好事。例如2015年在上海的龍美術館舉辦的《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宮廷藝術大展》，展出了皇帝寫的漢字，喜歡的瓷器，以及乾隆做的詩，實際上當年都被看成跟著中國文化走向墮落的起因。聯想到伊佩霞的《宋徽宗》，至少是在宋代以后，漢化便意味著弱化，意味著被馬背民族踐踏，顧炎武也因江南的奢靡之風帶來的國破家亡，而發出了“天崩地坼”之感慨。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無意中觸及一個問題，即只要是關中集團的文武將相，一旦在江南吸收了漢文化，竟然也屢戰屢敗了，這是值得深思的。有鑒于此，滿族以金世宗為榜樣，在入關后抵制漢化帶來的“弱化”影響，制定了很多制度與政策。不過這種掙扎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徒勞的：從長時段來說，漢化仍然難免是一種趨勢。這就是常說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因此，圍繞這“八旗”一詞，出現了吊詭式的語義變異：它從最彪悍的馬隊，變成了最羸弱的玩家，從最能征善戰的軍旅，變成了最會玩王世襄的書中提到的玩物、吃著鐵桿莊稼的游民。在劉東看來，如果拋開金世宗或者康熙或者乾隆等等皇帝所謂的“短時段增長”的問題不談，實際上“化”抑或“不化”，主要還是取決于具有主動性的文化，這種文化具有怎樣的感召力、吸引力、向心力，或者用更現代化的術語來說，就是文化的軟實力如何。顯然在當時明朝的硬實力沒能抵擋清朝，可它的軟實力也使清朝無法阻擋。有清一代的特殊性表現在，由于偶然閃現的歷史機運，當然首先是由于漢民族統治的明朝在政治方面存在的一些錯誤，滿族竟然能以那么小一個民族，來統治漢族那么大一個民族，這就難免被包圍和融解。也正因為這樣，滿族統治者就不得不對于“漢化”，保持了相當的警惕與抵制，并且，也正是在這種抵制中，去竭力地保持一種微妙的張力。而接下來，這種張力又會進一步表現為：北方草原還是江南水鄉，游牧生產還是農耕生產，遷移生活還是定居生活，家天下還是官僚制，保持血性還是享受生活，保持滿文還是修習漢文，尚武精神還是崇文精神，等等。所以總而言之，即使是在不斷強調滿族化的同時，仍然難以避免地滑入具有更高“文化高度”，更有文化魅力的漢族大家庭。 范金民先生認為，“新清史”學派提出的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以這部書所主要討論的乾隆南巡問題為例，乾隆南巡六次，回程到了鎮江，基本上是走陸路，從鎮江到江寧，返程從陸路回到鎮江，再經過運河回京。每一次到江寧，在返程前都要在現在的鼓樓閱兵。閱兵時，乾隆發現很多士兵連弓都拉不開了，即使是力氣大的人也很少有人拉滿弓。乾隆大失所望，對尹繼善感慨道，“八旗讀書人，假藉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問以弓馬事，曰我讀書秀。及至問文章，曰我旗人胄。兩歧失進退，故鮮大成就”。張勉治在書中引用了很多乾隆南巡御制詩，但這首詩他沒有引用。這是“新清史”一直在強調的滿族的騎射技術在乾隆時期的情況。“再以滿語為例，我們在進行的新建滿文檔案的翻譯工作，譯出來大致有3000萬漢字，征集了全國懂滿語且能流利翻譯的，大概也就是周總理第一批培訓的那些人及其子弟，不到20個。據說現在能流利講滿語、看滿語的人，也不過20來個人，而且基本上都不是滿族人，而是錫伯族人。滿族是否被漢化？想必大家都有了答案。”范金民說。 講座現場 南巡與王朝的建構 劉東認為，中國過去一直在家天下與官僚制中保持搖擺狀態或者尋找一個平衡點。在宋代，官僚制達到最高峰，此后無論是元還是清，在家天下與官僚制這樣一個連續又斷裂的光譜之間，不斷地向家天下靠攏。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以看成是滿族與漢族性的一個表現。 范金民指出，中國學界其實一直以來都對康熙乾隆南巡抱以極大的興趣。乾隆六次南巡，無論是其做法還是次數，都是效仿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康熙皇帝先有六次南巡，到乾隆六次南巡正好是100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是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乾隆帝最后一次南巡是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正好100年。這本書有個副標題，叫1680到1785，顯然只是一個概數，并非是康乾南巡的準確時間。從內容來看，書中很少提到康熙南巡，主要著眼在乾隆南巡。從1684年到1784年這一百年，實際上正是清朝全盛時期，康乾盛世其實也就是這100年，并不是說康熙到乾隆一百三十五年全是盛世，因為盛世到來基本上是康熙中期的事情，乾隆五十年南巡結束，康乾盛世基本也走向尾聲。普通人會想，乾隆帝南巡的目的是什么？其實他自己講得很清楚，就是來陪皇太后散心的——恭奉母后，游覽名勝，以盡孝心。 按張勉治先生的說法，清朝的制度主要體現在家長—官僚制和民族—王朝制這兩方面，其重點更是民族—王朝這種體制。所謂的民族—王朝體制，民族顯然是指滿族少數民族，王朝就是指原來中國長期的傳統體制。張勉治先生在前言和第一章里面提到他做了兩個工作。一個工作是把探究乾隆南巡的背后的根源與繁復的背景，他認為他做到了。第二點是探討地方對于南巡的反應以及大眾對南巡的認識。他認為這兩點他做到了。本書有很多基本的重要觀點。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乾隆六次南巡是民族—王朝體制的最好的反映，本書就是圍繞著這個來展開的。這本書的寫法也和中國學者傳統的寫法有些不同。他沒有依次或是具體地介紹或探討南巡的過程、南巡的基本內容、南巡的社會影響、南巡的后果等等，而是在剛才劉老師講到的大的理論框架下，通過各種材料，特別是乾隆帝及其時人的評論來描述乾隆南巡。 張勉治與《馬背上的朝廷》 劉東先生甫一開場就談到了他與張勉治先生的“緣分”——從費正清，到其得意門生列文森，再到列文森的學生、劉東的好朋友魏斐德，再到魏斐德的學生周錫瑞，最后是周錫瑞的學生張勉治。劉東曾與張勉治共同參與了前文所說的展覽。張勉治在演講中展示了一幅乾隆南巡時的畫作，上面畫有蒙古包，劉東則提出異議：南方的氣候悶熱潮濕，蚊蟲交錯，在那樣的條件下，乾隆是不可能住在蒙古包里的，這無非是一種畫師的想象與建構。 劉東先生指出了張勉治先生的問題：張勉治囿于流行的范式，往往把乾隆提出的下江南的借口，即尚武、祖制等等，當成了他內心中的真實理由。如若不然，則大臣反對的是他耗費大量民脂民膏去游山玩水，而他再用種種冠冕堂皇的借口去搪塞他們，這才比較靠近歷史的真相。 范金民先生也肯定了著者與譯者的努力。在史料方面，張勉治為寫這本書閱讀了大量的資料，去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處查找了大量與乾隆南巡相關的檔案，同時充分利用了《清實錄》中關于乾隆六次南巡的記載，特別是檔案匯編，如在乾隆南巡結束以后官方收在四庫全書里的120卷《南巡盛典》，他也大量閱讀乾隆皇帝的御制詩。從內容來看，張勉治也做得非常精細。比如說乾隆六次南巡的隊伍是怎么分布的，前人學者都不太注意。張勉治詳細列出隊伍的情況，努力復原隊伍的排布。還有南巡的費用包括哪幾類，最后花了多少錢，他也做出了估計，計算相當精準。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講，張勉治做得非常規范：根據他做的注釋，可以很方便地翻檢原文，史料功夫非常扎實，這是很不容易的。因此總的來說，英文原版是精品。現在這本書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董建中翻譯成中文本，在劉東先生主編的這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里面。范先生表示，這本書翻譯得也特別內行，不需要與英文文本進行對照閱讀。 范金民教授在細致閱讀之后認為，該書也存在著值得商榷之處，比如書中認為，乾隆在江南檢閱駐防八旗，展示滿洲人在江南的軍事力量，旨在給廣大臣民造成如此印象：這一出巡中的政權仍然處于戰時狀態。再如認為當時一些相互關聯的趨勢，包括商業化、人口激增、職業多樣化以及社會流動性，在征服者精英各階層加速了認同危機。讀者閱讀該書后，也仍然不知道到乾隆六次南巡，每度是從哪一天開始到哪一天結束？走了哪些具體的地方？在揚州是怎么活動的？在蘇州停了那么長時間又是怎么活動的？南巡過程中見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聽了幾場戲？甚至接見了哪些人？當地士紳民眾是哪些人出來接駕，地方反應怎么樣？等等，這些具體的問題并沒有在書中得以體現。所以在看了書中列出的數據以后，即便能夠復原南巡隊伍的情景，乾隆六次南巡的過程也并沒有完全展現。 第二，乾隆認為要保持滿族的這種尚武精神和弓馬精神，所以想要通過南巡各個方面體現出來。書中反復強調乾隆每次來是騎馬的。騎馬是對的，但是有的地方沒法騎馬，大部分是走的水路，乘坐運河上面的船。《南巡盛典》的記載顯示，乾隆每次出巡大約有上千條船。乾隆皇帝和皇后的龍船是專門造的，分別是安福艫和祥鳳艇。乾隆為了要體現其身體好，強調尚武精神，每次入城的時候確實是騎馬的，騎馬也方便他觀賞問俗和萬民瞻仰。進入揚州、鎮江、無錫、蘇州、杭州、南京這些大城市后，他就住在行宮和各地的織造府了。南京的行宮就是當時的江寧織造府，也就是現在的大行宮。因此更多的史料反映出，乾隆并非完全騎馬，騎馬這種彰顯“滿族性”的方式并不是主流。 第三，盡管張勉治先生在書中用的史料非常詳盡和扎實，然而有一些基本史料與成果他可能沒有看到。比如1989年南京大學在華東飯店主辦過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暨全國第五屆清史學術討論會，討論的主題就是康乾南巡，會上和會后有一批關于康乾南巡的研究成果。還有其他，特別是能夠說明康乾南巡的性質和很多具體細節的材料，也沒有用到。這里僅舉兩個例子，康熙和乾隆六次南巡各有一本文獻，康熙六次南巡，有一本書叫《圣駕五幸江南恭錄》，大概是身邊侍衛記載的實錄，乾隆年間無錫人黃卬寫了《乾隆南巡秘記》，描述迎接乾隆第一次南巡地方為迎駕做的各種準備，相當具體詳細，像這些材料張勉治先生都沒有用到。如果結合使用這些材料，就可能對康乾南巡，特別是乾隆南巡，做出一個相對公正客觀的看法。 “還是希望所有的人類群體，都能帶著他們各自的創造，來走向一體化，這樣就會使總體的人類文化，更加豐富也更加多元，從而更充滿自身內部的上升潛力”，劉東先生最后說。 （本文經劉東、范金民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