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O技術優化描述：：格非：重返小說的巨大矛盾之中 | 視頻 當代文學史上，格非是個繞不過去的名字。繼《望春風》之后，他又有新作《月落荒寺》。這是他2015年摘得茅盾文學獎之后，四年間推出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相比同時代作家，格非的勤奮令人關注。 近日，在南京參加鳳凰作者年會期間，格非接收了現代快報記者的專訪。談到《月落荒寺》這部描寫當下知識分子精神迷惘的小說，格非表示，他是用平視的目光、帶著盡可能理解他們的姿態去寫作。他不是完全的批判，也包括對個人生活的反思。因為“書中人物的優點、缺點、欲望，以及在欲望中的掙扎，在相當程度上我也有。” 至于很多人反映的“小說好讀”，格非表示認可，他甚至不介意讀者將它當成通俗小說來讀。 陳曦 / 文 《月落荒寺》的主人公叫林宜生，他是蘇州人，在南京學習十年，然后北上，成為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學的哲學教授。受益于市場經濟和國學熱，他在各地講課，收入和地位躍升，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卻仍感到虛無，尤其是在妻子出軌白人漢學家派崔克，婚姻破裂，兒子不服管教后，他走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感受到無力和彷徨。就在這時，一個叫做楚云的女子出現了。他被她的神秘所吸引，墜入了愛河。然而，有一天，當宜生服用了抗抑郁藥入夢時，楚云消失不見了…… 除了這條感情線，小說還寫了林宜生和他的朋友們之間的故事。這個部分主要是描述不同的人，有知識分子、官員、生意人，還有藝術策展人，寫他們的生存狀況。 小說非常好讀。格非提到，有朋友說花了四五個小時就讀完了，然后問他，“林宜生最后跟誰結婚了”，其實他在小說里面已經埋下了伏筆，仔細的讀者并不難發現。當記者表達了同樣的閱讀感受，并問他，介不介意新作被視為“通俗小說”時，格非表示，“我不介意。為什么要介意？” 《月落荒寺》 格非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他說，作家有兩種策略和手法，一種是把讀者拒之千里之外，一種是跟讀者保持直接的對話。隨著時代的變化，作家和讀者關系也會發生微妙的變化。“我自己也有這方面的想法，作家寫作，首先要找到巨大的動力，覺得自己能寫，有信心有激情去完成這個工作。如果讀者讀得很快，他喜歡讀，我覺得沒有什么好意外的。” 小說里的林宜生，和格非有著相似的經歷和背景，都是在南方讀書工作，后來去北方定居。為了不讓讀者將小說主人公當成作家本人，格非將林宜生的讀書背景換成了南京。 但林宜生這個人，身上無疑有著當下知識分子的影子，包括格非自己。所以格非不是居高臨下地審視筆下的人物，而是以平視的目光在描述他們，以盡可能理解這些人的姿態去寫作，因為“他們身上的優點、缺點、欲望，以及欲望中的掙扎，在相當程度上我也有”。 2000年，格非離開讀書、工作將近20年的華師大，調入清華大學。格非說，他是個不愛動窩的人，早就準備在上海扎根的，他妻子是地道的北京人，當時也已從北京調到上海，有了正式的工作，可家庭發生了變故，家中的老人需要照顧，他們又不得不匆匆忙忙調到北京。之所以選擇清華，是王元化先生的推薦，王先生對他說：“你應該去不那么熱鬧的地方，清華就是這樣的地方。” 來了以后，格非就發現北京對他太合適了，尤其是北方人大大咧咧的性格。“你在北京生活，你跟朋友之間，不會因為說錯一句話，對方會生氣，甚至跟你斷交，這樣的事情在北京從來不會發生的。可是在南方很多，南方人相對來說容易激動。我在上海生活的時候，這種事情發生了很多，有的時候，突然有一次見面，碰到一個人他就不理你了，轉身就走了，你抓住他，問他為什么呀？噢，是因為他聽到別人轉述的一句話，這個話其實不是我說的，刮到他耳朵里。我也是這樣的人，我的情緒也是比較容易激動的。”格非說，這是他作為一個南方人，才能體會到的北方人的品質，那就是情感的穩定和包容。 “當然如果你明天讓我調回上海，我也會很高興，沒有問題。我在北京生活，那就充分享受北方的優點吧。”格非說。 20世紀90年代寫完《欲望的旗幟》后，格非一直在考慮創作一部大的作品，歷史跨度稍微長遠些。希望能夠用現代主義的方法來概括100多年間的歷史，為此他做了大量的筆記。后來寫不下去了，有很多原因。一方面中國社會在變化，80年代先鋒文學的氛圍已經不在了，另外他對現代主義這種方式也有些懷疑。還有一個他鮮少提及的原因，是他當時正讀博士，其間又有了兒子。讀博期間要寫論文，沒法寫作；兒子還小，他只能整天推著他在校園里走。那時是有點苦悶和焦慮的。 直到2000年來到清華，孩子也上學了，各方面都安定下來。2003年，格非接受法國藍色海岸協會邀請赴法，在那里開始了《人面桃花》的創作。從法國回來后，學校派他到韓國慶州做交換教授，他就在那座古老的城市里，用一年時間寫完了《人面桃花》。這也是他后來摘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 格非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評論界將這部小說視作先鋒作家退場、轉型的標志。但格非不這么看，他不認為《人面桃花》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品，他說，《人面桃花》與他80年代寫的先鋒小說之間是緊密關聯的，當然里邊有很大的變化。“步子可能跨得大了些，僅僅如此。” 《月落荒寺》是格非2015年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推出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在外界看來，相比同時代作家——蘇童、余華未見新作，麥家十年出了一部，畢飛宇主要在講“小說課”，格非近年來的勤奮令人關注。 對此，格非表示“不能這么看”，“因為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工作節奏，有的人喜歡放個大招，幾十年醞釀一部巨大的作品；有的作家覺得狀態不好，就稍微停一停，我覺得這很重要，我當中也停了，十幾年不寫作。這都很正常。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格非覺得，他的這種寫作節奏，很大程度上因為他是“業余寫作”。他在高校當老師，人突然輕松下來就想寫作。“可能是受工作習慣的刺激，好不容易把課上完了，學生的分數批出來，碩士博士把他們送走，有了間歇期，我就本能地會去寫作，就覺得特別舒服。” “但是對專業作家，或者對一個不受工作折磨的作家來說，他時間有的是，時間長了以后，他也覺得不著急了。我不行啊，如果這半年時間我把它放掉了，就要再等很長時間才會獲得這個半年，這也是為什么我會特別在乎時間。” 當然，最主要的動力，還是寫作帶來的快樂。“沒人讓我寫。相反，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都希望我少寫。我妻子就老是說，你能不能就不寫了啊，你身體不是太好，教教書過過安靜日子不很好嗎？你老那么拼命寫干什么？但是寫作對我來說，這個快樂是不能剝奪的。” 格非在清華主要教授兩門課，“小說敘事學”和“文學名作與寫作訓練”，后者是給本科生開的，學生很多。“每年講的內容都不一樣，不是說一門課我把它背下來，然后講一輩子。每年都會有變化。” 在格非看來，教師是個嚴肅的職業。“我從來不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學者，我就是一個教師”，而所謂“學者”這個部分，是為上課做的準備。他最近寫的好些文學評論，都是他為了講課，花幾個月時間備課而寫的。“如果我不是教師，我可能不會去花那么多力氣，寫那么多文章，去當一個什么學者。” 備課過程中，必然要去重讀大量作品，重讀各種理論，從整體上理解文學現象，理解作家，理解文學史的某些問題，讓學生不至于覺得這個課“白聽”了。 “你如果不去認真給學生講課，你也不會那么認真地去讀作品。你的競爭對手就是學生，一個班上有八九十個人，小的班也有五六十人，他們在也在讀你讀的作品，如果你的閱讀還不如學生仔細，你怎么講課？他們這么多人，一定會讀出你讀不出來的東西。所以這是一個嚴肅的工作。大學里教書非常嚴肅。你講課講得好不好，學生眼里很清楚。” “你如果十年前讀過一本《罪與罰》，你怎么可能去給學生講《罪與罰》？你起碼得讀兩遍。這對創作有沒有作用？當然也是有作用的。”格非說。 對 話 楚云易散， 世界上好的東西它都是不牢靠 讀品：《月落荒寺》很好讀，您寫作的過程是不是也很順暢？ ▍格非：我跟別人有點不同，我是持續性的寫作，寫一個作品的時候，會有太多的東西放不進去。在寫《隱身衣》的時候，有很多我想寫的人物、場景、事件沒有辦法納入到里面，但我也不能扔掉，所以就擱在那兒，慢慢的它就會有新的寫作沖動。所以整個創作過程還算好吧，開筆的時候，一個禮拜有兩次課，中間寫作五天，不知不覺就把它寫完，前后寫了五六個月，那段時間我剛做完心臟手術，也不能太勞累，比較從容，也不太可能像過去那樣熬夜，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 讀品：小說寫了四個家庭、四對夫妻，身份是知識分子、官員、生意人、藝術策展人，基本代表了一個中間的精英階層，他們物質充裕，精神生活上很享受，肉體也挺放縱，但內心比較空虛，您對他們的生活滿意嗎？是在反思些什么？ ▍格非：也談不上滿意不滿意。他們身上的優點、缺點，包括你講到的欲望，以及欲望中的掙扎，在相當程度上我也有。所以我還是以平視的角度，帶著盡可能理解這些人的姿態去寫作，不是說完全地批判他們。就像王國維當年寫《浣溪沙》，“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滾滾紅塵那么多的人，但你又何嘗不是他們的一部分？對文化也好，對一個群體也好，這種反思，也是對個人生活的一個反思。 讀品：保姆老宋無意給狗喂了洋蔥，結果狗死了，老宋被女主人趕走了，但老宋其實跟男主人德坤通奸。還有德坤家救狗比救人還盡力，最后還逼得人給狗下跪，這樣的情節是想表達什么？ ▍格非：這是我們生活的一個部分，這個部分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階層關系小說里面帶到一點，但不是這個小說重點描繪的部分。還有狗的問題，因為我自己不養狗，我在寫作的時候也問過一些朋友，我說如果我要寫這個的話，會不會觸動那些養狗人的神經。所有的問題在今天都變得非常敏感，所以我在寫這個部分的時候，實際上也非常小心。 讀品：大家都知道您對《金瓶梅》的喜愛超過了《紅樓夢》，楚云這個名字就是移植《金瓶梅》的，她很美，但結局很慘，讓人感到美是那么脆弱。楚云這個人物代表什么？ ▍格非：《金瓶梅》確實有一個楚云，這個人物出場的時候，小說就快結束了，她在來的路上，西門慶就死掉了。但是白居易也寫過“楚云易散”這個典故，所以也不能說完全來自《金瓶梅》。 在今天，人們通常所認為的美，實際上是“不美”，是非常做作的東西。真正美的東西，它不是那么容易獲得的。說到美，就會說到事物，如果放到人當中來看，就是在街上看到一個女孩很美，我會看她兩眼，就覺得跟這個人有一種關系，因為這個美震動了你，不經你同意，它已經影響到你了。生活中會有一些東西強烈吸引你，為它付出情感，甚至我們很難用語言來描述它。這種東西我覺得很珍貴，它代表著某種激情。如果沒有這種激情，生活是很枯燥的。這種東西在今天確實如你所說越來越脆弱，有些是轉瞬即逝的，所謂“彩云易散琉璃脆”，確實如此。世界上好的東西它都是不牢靠。 《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 格非 著 作家出版社 讀品：楚云的哥哥是黑社會，一個死而復活的死刑犯，這不由讓人想起不久前云南孫小果案，《月落荒寺》其實兩年前就差不多寫好了，當時新聞還未發生。在新聞越來越超越小說家想象的今天，小說家為何還要寫小說？小說的價值是什么？ ▍格非：有人說新聞比文學更真實，我從來不這么看。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記錄社會生活的方式，它有各自的規定性，不能混為一談。首先，新聞誕生的時候，小說就已經誕生很長時間了。第二，新聞通常描述的是觀念和道德，一個人殺了人，是非是很清楚的。文學要處理的，遠比新聞更為復雜，它包含著非常多的觀念，作家需要對這些意見和觀念做一個綜合。這是文學和新聞最大的不同。作家依附于新聞，通過新聞事件來刺激想象力，放棄了自己觀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能力，放棄了小說家這個天然的權利，把自己新聞事件的再加工者，這是很荒謬的。 讀品：小說應該干預現實嗎？ ▍格非：小說可以干預現實，問題是怎樣干預？一個事件發生了，新聞會很快直截了當地表達看法。但小說不是這樣，小說考慮的問題更加復雜。小說不光是對一時一地一事發言，它可能是對漫長歷史的綜合描述，所以小說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時空。托爾斯泰在寫《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他的看法跟新聞差不多，這個女的通奸了、出軌了，他很生氣，他想我的妻子要是這么做，那這個社會就亂套了。所以他本能地會對安娜很反感。但是《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托爾斯泰放棄了原來的看法，他寫著寫著發現自己愛上了安娜。安娜有自己的道理，他對她具有深刻的同情。他需要把現實的道德的自我，與過去保留他對象的一個自我，以及他想成為未來的一個對象物，形成一個綜合。這樣一來，在某種意義上，小說會反抗作者的固有觀念。新聞跟小說最大的區別，在于小說處在一種巨大的矛盾之中。很多小說家寫到最后，走到了自己的道德和觀念反面。這樣的小說非常多。小說提供的是一個巨大的空間，促使我們對問題進行深入全面的思考，這是小說的光輝所在。 很多悲觀， 反而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樂觀 讀品：《望春風》是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嗎？ ▍格非：寫《望春風》是因為老家的房子被拆了，鄉村成為一片廢墟，這對我的刺激非常大。就有一個強烈的愿望，我要把這些人寫出來，不能讓他這么消散了。我們老家原來是從河南遷居到這里，這個姓劉的村莊里面全是北方人，他們世世代代居住在鄉下，突然趕上了這個巨變的時代，進了城，身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他們都垂垂老矣，已經極大地被邊緣化了。可是他們的生命，在某個特殊的時間段里面是煥發出光彩、光亮的，他們也年輕過。你不能因為時代的變化，就把這段時間省略了。如果省略了，這些人怎么來交代自己的一生？他們大部分是不識字的農民，我覺得我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我有責任把他們的事情固定下來，或者說通過我的寫作讓他們活下來。這是當時比較強烈的一個沖動。 我不太愿意直接來描寫我的經驗，這是我一貫的立場。但是寫《望春風》的時候比較投入，我也不管是不是我的經驗。投入的程度太深了，時時刻刻處在一種激動當中，不是我要寫這些人，是這些人會直接跳到我的筆下來，他們要求我把他們寫進去，這種情感的濃度，是我以前寫作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所以寫的時候也是酣暢淋漓，沒有覺得任何的障礙。 《望春風》 格非 著 譯林出版社 讀品：您說只有當某個事物到了它的終結之時，我們才有資格追述它的起始。而鄉村生活對您個人來說是徹徹底底結束了，所以寫了《望春風》。那么您在《望春風》里對鄉村的書寫是否得到充分的表達？以后還會再寫鄉村題材嗎？ ▍格非：英國的城市化進程19世紀中期就接近完成了。問題是，一個歷史進程持續幾百年，它到了中國才剛剛開始，或者說正在進行中。我們的觀念認知，跟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實，之間有一個時間差。所以我也不是今天才意識到農業文明會慢慢消失，會被城市文明所取代。雖然這才是幾年前的事情，可是它實際上已經變成一種久遠的記憶了。現在回家，都是住在城里的賓館，鄉下那個地方已經沒有了，這個時候你要再想寫鄉村，有非常大的難度。還有你的讀者，也就是正在讀書的這批人，他們大部分都沒有完全的鄉村經驗。所以我在寫作的時候，也一直在為小說的轉型做準備，我也知道總有一天我寫不了鄉村。我實際上很早之前就想，會更多地去寫城市。不是說鄉村就不能寫，或者說我以后完全不涉及鄉村，而是需要在一個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來認識鄉村。 讀品：您的小說是有明確是非觀念的，但善良正義的一方總是吃苦、吃虧、失敗的，而不那么善良的人卻成功當道了。《望春風》里，德正早死，春琴晚景凄涼，為人陰狠的趙禮平卻富貴得勢。為什么這么寫？ ▍格非：這個問題也可以給卡夫卡、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繆、魯迅。所有的作家都是這么寫的。為什么大家會這么寫？這是因為作家需要去描述個人生存和社會風尚、時代趨向、道德規定之間的緊張關系。這是小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本來就應該由小說家來承擔。小說并不完全否定社會道德，但是它一定會在一種緊張關系當中去思考。不是所有的關系都是天然的，或者說它就一定是對的。比如文革時期的道德，對掙錢、對欲望，完全是鄙視的。但這個道德在今天已經被新的道德取代。道德也是不斷在變化的。小說家就是在不斷變化的道德風尚之間，進行比較深的思考，來重新構建關系，使得社會在不斷的發展中，反思我們自身的生活。 讀品：無論《春盡江南》《望春風》，還是《月落荒寺》，結尾都籠罩著悲傷的氣氛。即便《望春風》的結尾，為“我”和春琴設置了一個美好的結局，但也明確告訴人們，他們相守的寺廟只是一座小小的孤島，與時代的洪流背道而馳，他們的幸福終究是脆弱和虛妄的。為何小說常給人以虛無和絕望之感？ ▍格非：我們往往把絕望和虛無看得太重了，這樣就沒有辦法了解我們自己的生存。說到絕望和虛無，人最后都會被死亡戰勝，最后孤獨地死掉，這個結局肯定是不好的。那我們怎么來解釋？比如說杜甫的詩歌，有很多激憤和傷感之詞，那他為什么還要堅持他的看法？他永遠會有牢騷，但同時意味著他對某種價值的堅守，這不完全是絕望。你堅持了你的價值，你的價值不為社會所容，你也會感到一種淡淡的滿足。 薩特說過一句話，很多悲觀的東西，反而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樂觀。一個人看透了世事，會獲得一種新的境界。這種境界，不免是傷感的、悲劇性的，可是同時也會提供給你美的享受，給你真正的安寧。一個人如果對生活缺乏思考，就會隨波逐流，就不可能獲得安寧，永遠在恐懼之中。生老病死，哪有那么容易擺脫？ 讀品：對《望春風》和《月落荒寺》這兩部近作，您還滿意嗎？ ▍格非：如果你覺得有信心把它拿出來給讀者見面，你至少認為它還過得去。至于別人說好不好，這個我也不管，對得起自己良心就可以了。 對音樂的熱情和喜愛超過了小說 讀品：“月落荒寺”這個如此中國的名字，其實取自德彪西的曲子，“望春風”也是來自臺灣歌曲。您的小說中對古典音樂也多有涉及，音樂對您的文學創作有何影響？ 格非：我聽音樂是差不多三四十年了，這可能是我唯一的一個愛好。很多人會有誤解，覺得我聽音樂，好像是為了給寫小說提供某種東西，其實壓根就沒有。我從來沒帶著某種功利性的目標和想法關注音樂，讓它來幫助我寫作，或是幫助我來理解歷史、人生。純粹的喜歡，有這個愿望浸透在其中。比如工作完了以后，每天回家，我就坐在沙發前聽兩個小時，有的時候會聽四個小時。我一直覺得音樂的復雜神秘性，是小說遠遠不能比的。所以我一般不會把小說跟音樂相提并論。 讀品：您覺得音樂比小說更高？ ▍格非：當然要高很多很多。音樂跟我們情感的聯系，那種直接性、瞬間性，帶給我們的震撼，是小說不可比的。我們有很多心儀的小說家巨匠，也有很多音樂界的大師，但是我一般不會把他們放到一起，比較哪個更高。但是我對音樂的熱情和喜愛超過小說，這是肯定的。 讀品：這會對您的寫作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嗎？ ▍格非：我覺得沒有。說有影響都是在瞎胡扯。比如說有人從小說里讀出了三重奏、四重奏結構，以昆德拉為例，這都不太對。音樂當中的對位關系、復調、曲式，跟小說完全是兩回事。很多人不懂音樂，把音樂的結構跟小說結構來做一個比附，而且成為時髦。通常意義上說，巴赫是任何時候都能聽的，不管你心情好還是不好，聽巴赫從來不會錯。還有一些音樂適合心情平靜的時候，當你情緒激動的時候，可能不會去聽肖邦的夜曲。音樂跟我們的關系，是一種更為直接的關系，聽多了以后，會覺得它跟吃飯一樣的，會有一種需要。 《人面桃花》不是跟80年代的切割 讀品：格非、蘇童、余華三人并舉，被稱為先鋒文學的三駕馬車。你們三個人當時面貌有何異同？后來的寫作又出現了哪些分野？ ▍格非：這也不是我所要去討論的問題。我們作為作家，也不太會去考慮我跟余華、跟蘇童到底有什么區別。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哥們一起過來的，有一種很自然的情感在里面。其實作家關注的總體的對象是一致的，這個對象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加之于我們的經驗。我們怎么處理這個經驗？對一般讀者來說，他可能會覺得差別很大；可是對我們來說，我們認為差別不大。他處理的經驗、方式，我也心領神會。所以我也有一個觀點，好作家是一群一群出現的，同行之間會獲得很多啟發，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褐色鳥群》 格非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讀品：《人面桃花》是一部帶著先鋒走進傳統的作品，有人將它稱為先鋒退場的標志，您為何回歸傳統和寫實？這種轉向傳統和寫實，在您看來是一種必然嗎？ ▍格非：我的看法跟他們的都不一樣。我覺得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寫實主義，所謂現實主義也是一個神話。我不認為《人面桃花》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品，它跟我80年代寫的所謂先鋒小說之間，是有非常緊密關聯的，不是說我把原來的東西扔掉，另起爐灶來寫東西，當然里邊有很大的變化，步子可能跨得大了一些，僅僅如此。當中也確實停了十多年，你要找回十多年前的感覺，你也找不著了呀。這個變化我也很難說得清楚，你的認識、心態，以及社會發生的巨變在你身上的投影，都能說明這個問題。一個年輕人激情飛揚寫的東西，肯定跟到了中年不一樣。但我不認為是跟八十年代切割。切割不掉的。里面很多東西不是純粹現實主義的。文學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沒有那種界限分明的分類。這么一分的話，就沒什么意思了。我從來不這么看。 讀品：這段時間諾獎開獎、布克獎公布，大家對中國再出一個諾獎表現得非常渴望，您對當下的文學現狀怎么看？ ▍格非：莫言得獎的時候，我正好在倫敦；鮑勃·迪倫得獎的時候，我正好在紐約。都是第二天就有一個講演。我當時就想，講演當中可能會有人會問我對諾獎的看法。但最后情況截然相反，沒有一個人向我這個中國作家問起莫言，也沒有一個美國人問起鮑勃·迪倫，就像這個事情沒有發生一樣，大家都在討論文學，跟我交流對文學的看法。今年我覺得還好一些，尤其前幾年，我們對諾貝爾獎，對在國際上獲得承認，確實過于關注了。這個關注使得文學的生態變得很不正常。但這也是一個過程，隨著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辨識度日益提高，這些問題會回歸一個比較合理的范疇。獲獎總是一個讓人高興的事情，但是也沒有必要過于關注，還是讓它變得正常。 讀品：您對諾獎會有所期待嗎？ ▍格非：年輕的時候，對榮譽會有一種超過對生命的看重。艾略特說過一句話，榮譽和安寧不能共處一室。我覺得在今天，我對安寧，對我自身的生活不被打擾的這種想法，可能會超過你說的得獎、被大家熱捧。 讀品：有哪些您看好的青年作家？ ▍格非：我經常看的不對。我自己有過慘痛的教訓，就覺得某個人很看好他，突然就不對了；有些人你不并不怎么看好，幾年以后把你嚇一跳。有很多非常好的年輕作家，只不過是我們沒有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注。青年作家年輕嘛，情緒容易變化，如果長久得不到社會的幫助，他確實沒錢，他需要養家糊口，很多人就去掙錢、去打工去了。社會需要有對文學的獎勵幫助制度，當然更重要的是，你得讓他覺得他的作品很重要，有很多人看好它，能夠提供這種動力。清華成立了文學創作中心，工作坊第一期就選了班宇、郭爽等人。衷心希望提供一個平臺，讓那些有潛力的作家，進入這個視野。 讀品：最近有沒有看一些作品，覺得還不錯的？ ▍格非：當然在看，班宇和雙雪濤也給我推薦過，班宇給我開了一個很長的書單，我全部都買回來了。我喜歡那個理查德·耶茨，是由于張悅然的推薦。他是偉大的作家，也許是海明威、福柯之后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還有約翰·歐文也是他們推薦的，像這本《寡居的一年》，我帶在路上看的。我想了解年輕作家在讀什么書，了解他們為什么會喜歡，他們創作的來源。我的書架里面好多的書，就是這種這樣得來的，全是年輕人給我推薦。 格 非 原名劉勇，1964年生于江蘇丹徒。1981年入讀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1985年留校任教，200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2001年調入清華大學。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欲望的旗幟》《江南三部曲》《隱身衣》《望春風》《雪隱鷺鷥》《文學的邀約》等。《隱身衣》2014年獲魯迅文學獎，《江南三部曲》2015年獲茅盾文學獎。其作品被翻譯成近20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 編輯：張垚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