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碼開發描述：：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戰略對決 導語：戰爭的勝敗，取決于客觀因素是否具備，取決于人心的向背，取決于勝利一方各級將領、戰士及民眾的共同努力。而有了這些條件之后，軍事統帥的作戰指導是否正確，無疑起著關鍵作用。對抗雙方的統帥，在戰略決戰中，總是竭盡自己的全力進行較量。雙方又各擁有一定的實力，這就使得歷史的發展顯得波瀾壯闊。三大戰略決戰中，毛澤東和蔣介石又是如何布局，進行戰略對決的呢？ 毛澤東的大戰略 毛澤東本來不是軍人。他自己說過：“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有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 既然如此，為什么毛澤東會成長為一個出色的軍事統帥？他的辦法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有兩層意思：一是要投身到戰爭實踐中去，否則就談不上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二是要在戰爭實踐中用心去想，不斷總結實踐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用來校正自己的認識和行動，并把戰爭中遇到的重要問題提到較高的原則上去思索和解決，這就是研究戰略問題。 陳毅曾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作過這樣的概括：“其特點是以實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戰爭的實際，去發現和掌握中國革命軍事的總規律。”實事求是，確實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在戰爭中，他總是力求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使作戰的部署和指揮盡量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使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際情況相符合，做那些實際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只憑主觀愿望去指揮，更不是只說一大堆空話。 當然，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在戰爭中尤其如此。他清醒地看到：“統統相符合的事，在戰爭或戰斗中是極其少有的，這是因為戰爭或戰斗的雙方是成群的武裝著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緣故，這和處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揮大體上適合情況，即在決定意義的部分適合情況，那就是勝利的基礎了。” 他對軍事統帥如何才能正確指揮作戰的思考和實行過程作了具體而清晰的敘述：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已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斗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立在一廂情愿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實際的。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軍事計劃建立之后。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于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于新的情況。部分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愿改變，只是一味盲干，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這段話是他在1936年12月寫的，而他在十二年后的三大戰略決戰時也是這樣思考和實行的。 正確判斷戰爭全局的客觀形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決定發動三大戰略決戰的出發點和基本依據。到1948年8月，正確選擇決戰時機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 兩年來，國民黨軍有生力量被大量消滅，雙方力量對比已發生巨大變化。國民黨當局正在考慮撤退東北、確保華中的問題，但仍舉棋不定。葉劍英寫道：“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讓敵人實現他們把現有兵力撤至關內或江南的計劃，使我們失去時機，從而增加爾后作戰的麻煩呢？還是在敵人還沒有來得及決策逃跑之前，我們就當機立斷，抓住大好時機，組織戰略決戰，各個消滅敵人的強大戰略集團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毛澤東同志根據對戰爭形勢的科學分析，毅然決然地抓住了這個戰略決戰時機，先后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在兵力還沒有超過對方的條件下，綜合各方面因素的考慮，下決心發動戰略決戰，需要有大智大勇。蔣介石卻沒有料到，因而沒有事先作出應對準備，結果處處陷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抓住決戰時機后，確定決戰方向十分重要。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確地選擇從何著手，接著如何一步一步發展，直至達到預期的目標。這對軍事統帥的指揮能力是一個重要考驗。 毛澤東歷來強調“一戰而勝，再及其余，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他寫道：“第一個戰斗，關系非常之大。第一個戰斗的勝敗給予極大的影響于全局，乃至一直影響到最后的一個戰斗。”怎樣打好“第一個戰斗”？毛澤東歸納了三條原則：“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等條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敵，確有把握而后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第二，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盡管往后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具體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沖的危險。然而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 三大戰略決戰是從東北戰場開始的。葉劍英描述了毛澤東的決策過程：“當時全國各戰場的形勢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軍的作戰，但敵人在戰略上卻企圖盡量延長堅守東北幾個孤立要點的時間，牽制我東北人民解放軍，使我軍不能入關作戰；同時，敵人又準備把東北敵軍撤至華中地區，加強華中防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把戰略決戰的方向，指向華北戰場，則會使我軍受到傅作義、衛立煌兩大戰略集團的夾擊而陷于被動；如果我們把戰略決戰的方向首先指向華東戰場，則會使東北敵人迅速撤退，而實現他們的戰略收縮企圖。因此，東北戰場就成為全國戰局發展的關鍵。”“決戰首先從局部的形勢開始，進而爭取全局上的更大優勢。由于迅速而順利地取得了遼沈戰役的勝利，就使全國戰局急轉直下，使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 作戰方向確定后，為了取得理想的作戰效果，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軍委在三大決戰中幾乎都采取了奇襲的作戰方法。 要做到奇襲，并不容易。怎樣才能使對方“無備”和“不意”呢？前面說到過，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迅速，二是保密。有時還需要以佯動來造成對方的錯覺。 在三大戰略決戰中，初戰幾乎都采取奇襲的作法，先從對方“不意”的要地突然發動強有力的攻擊，在它的防御鏈上打開一個大的缺口，使對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陷于異常慌亂的地步，再一步步擴大戰果，直到取得全局的勝利。 拿遼沈戰役來說，錦州的重要戰略地位是誰都知道的。但當時東北解放軍的主力和后方根據地都在北滿，又采取了一些佯動，使國民黨軍誤以為解放軍會將進攻重點指向長春，而解放軍主力卻隱蔽地遠途奔襲錦州地區。直到它以突然行動包圍義縣并切斷錦州同關內的陸路交通，才使蔣介石如夢初醒，慌忙地調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亂。這可以稱為奇襲。 再看淮海戰役，國民黨軍原來判斷解放軍會從西側奔襲徐州，解放軍又以多路佯動，增強對方這種錯覺，從而將李彌兵團西調，孫元良兵團北調，集中在徐州周圍。華東野戰軍主力立刻乘虛而入，隔斷孤懸東側的黃百韜兵團同徐州之聯系，開始了淮海戰役的“第一個戰斗”。這就打亂了國民黨軍隊在徐州地區的整個部署，隨后，中原野戰軍同樣乘虛而入，突襲宿縣，切斷徐州同蚌埠之間的聯系，奠定淮海戰役全勝的基礎。這也是“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奇襲。 在平津戰役中，國民黨軍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東面，提防東北野戰軍主力大舉入關，蔣介石并要求把部隊東移津沽，以備必要時從海路南撤。解放軍卻出其不意地從西線打起，將原在歸綏的楊成武兵團和原在石家莊北面的楊得志兵團迅速分別包圍張家口和新保安，將傅作義的注意力吸引到西邊，顧不上東線。而東北野戰軍主力又提前行動，悄悄地越過長城南下，分割東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間的聯系。盡管東北解放軍不進行休整就開始秘密入關，但有如時任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副司令員的陳伯鈞所說：“這時我們對整個華北敵人的戰略包圍還未形成，我們在津塘方面的兵力還很不夠，倘若過早對平津等地實行戰役包圍，對張家口、新保安、南口等地實行戰役進攻，勢必嚇跑敵人，不利今后作戰。除此而外，在遼沈戰役結束之后，部隊由于連續作戰未及休整，又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關內，十分疲勞。”這些都需要有一定時間。因此，又采取“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這種戰史上十分罕見的打法。在這一過程中，也有許多奇襲的因素。 像下棋一樣，下好每一步重要的棋，都必須具有戰略眼光，充分考慮這步棋會引起全局發生怎樣的變化，趁勢擴大戰果，奪取全局的勝利。而在關鍵的地方，必須十分用心，考慮到多種可能性和切實的應對辦法。毛澤東指出：“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和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系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系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和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軍委指揮下，三大戰役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進行的三個戰役，而是有著統盤籌劃，一環緊扣一環，相互照應，一氣貫注的完整部署。 對具體的作戰方法，毛澤東在1947年12月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十項軍事原則。其中，“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根本的方法。這種根本的作戰方法，在毛澤東指導三大戰略決戰時得到了充分的運用。 軍事勝利從來不是單靠軍隊來實現的。人民戰爭更是如此。毛澤東一向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三大戰略決戰能獲得勝利，一個基本原因是民眾的支持，不斷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線。 拿淮海戰役來說，中共中央軍委決定“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后三天，毛澤東就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指出：“這一戰役必比濟南戰役規模要大，比睢杞戰役的規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們必須有相當時間使攻濟兵團獲得休整補充，并對全軍作戰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內有充分之準備方能開始行動。”戰役開始后不久，周恩來又為中央軍委起草致中原局、華北局、華東局電報，說明前線參戰部隊和民工近百萬人，每月需糧約一億斤，要求各地立即動手籌集并速調糧食供應前線。 那時供應解放軍前線的物資運送，幾乎全靠肩挑背負、小車推送。粟裕回憶道：“參戰部隊加支前民工每日需糧數百萬斤。加上天氣寒冷，供應線長，運輸不便。因此，糧食的供應，就成為淮海戰役能否取勝的一個重要關鍵。為此，毛澤東同志一再指示我們，必須統籌解決全軍連同民工一百三十萬人三至五個月的口糧，以及彈藥、草料和傷員的治療等問題。華東局發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線’的指示，提出了‘解放軍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號，組成了華東支前委員會，進一步加強了對支前工作的統一領導。山東人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省吃儉用，保證了部隊用糧。”淮海戰役后期的解放軍陣地上，“糧足飯香，兵強馬壯。待戰役結束時，前方尚存余糧四千多萬斤”。 整個淮海戰役中，共動員民工五百四十三萬人次，運送彈藥一千四百六十多萬斤，糧食九億六千萬斤。陳毅深情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這同國民黨軍隊屢屢彈盡糧絕，陷入絕境，成為他們多次全軍覆沒的重要原因，恰成鮮明的對照。能不能得到民眾的全力支持，確實是戰爭能不能取得勝利的根本問題。 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在軍事領域內，他十分重視處在第一線的將領們的意見，常同他們反復商議，認真聽取并考慮他們的判斷和建議。 以淮海戰役為例：它的發動，起于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濟南戰役快結束時向中央軍委“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第二天，毛澤東立即為中央軍委起草復電：“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 當華東野戰軍正準備分割包圍黃百韜兵團時，留在大別山地區的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在11月3日致電中央軍委提出：“蔣軍重兵守徐州，其補給線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斷……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變化，陳、鄧主力似應力求截斷徐、蚌間鐵路，造成隔斷孫（注：指孫元良）兵團、會攻徐州之形勢，亦即從我軍會戰重點之西南面斬斷敵人中樞方法，收效極大。”第三天，毛澤東就為中央軍委起草致陳鄧（注：指陳毅、鄧小平）并告粟陳張（注：指粟裕、陳士榘、張震）電，提出在宿蚌地區作戰的兩個方案，“何者為宜，望酌復”。7日，粟陳張報告，“如中原軍殲滅劉汝明部作戰已經完成，則建議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斷徐敵退路，使李、邱兵團不能南撤。”9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連續起草兩個電報，前一個電報，要求“陳鄧直接指揮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縱隊應直出宿縣，截斷宿蚌路”。后一個電報更明確地指出：“齊辰電（注：指粟張11月8日電）悉。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華東、華北、中原三方面應用全力保證我軍的供給。”淮海戰役的全盤戰略設想，就是在中共中央軍委同前線各將領根據實際情況經過反復磋商后確定的。 中原野戰軍參謀長李達評論道：“軍委、毛主席善于采納前線指揮員的建議，及時修改計劃，適應已經變化的情況，并再次重申給予總前委劉陳鄧‘臨機處置’之權，這是淮海戰役所以能順利發展并取得全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軍情本來是異常緊迫的。但在決策醞釀階段或情況許可時，毛澤東總是同前方將領反復磋商，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后作出決斷。在決策已定而情況緊急時，又要求前方將領一切由他們“臨機處置，不要請示”。這在蔣介石的作戰指揮中是沒有的。 中國共產黨提倡：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三大戰略決戰過程中，解放軍最高統帥部和前方將領間在這方面確實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蔣介石一人緊握作戰指揮權 從蔣介石一生來看，他長于政治權術，軍事指揮能力卻未見高明。細看國民黨各派的內戰中，蔣介石先后打敗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閻錫山、十九路軍、陳濟棠等，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錢收買，而沒有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能力。 衡量一個軍事統帥是不是具有遠大的戰略眼光和駕馭復雜多變局勢的能力，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對全局客觀情況的發展變化及時掌握，清醒地作出正確的判斷，并且預見到下一步可能的發展；第二，他能不能針對面前的實際情況制定明確而有效的決策，除非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決不輕易動搖或改變，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忙于應付，也不會因某些次要情況的變動就輕易地一再改變決心。 從三大戰略決戰的實踐檢驗中可以看出，蔣介石對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淺，反復多變，被動應付，顧此失彼，而且始終自以為是，出了錯只怪部下無能或沒有執行他的指示。這些都是軍事統帥的大忌，他在平時都有表現，而在遼沈、淮海、平津這些決定命運的戰略決戰中暴露得格外突出。 可是，國民黨軍的作戰指揮大權卻一直緊緊抓在他一個人手里，都由他來作決斷。深得蔣介石信任的外交部部長王世杰在1948年初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國防部實際上全由蔣先生負責，諸事殊乏分責之人。” 時任南京政府副總統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憶錄中說：“蔣先生既不長于將兵，亦不長于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里，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作過中、下級軍官，無戰場上的實際經驗，只是坐在高級指揮部里，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系統就亂了，這個評論是很中肯的。” 他又說：“凡是中央系統的將領都知道蔣先生這項毛病。他們知道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讓委員長直接指揮，吃了敗仗由最高統帥自己負責，大家落得沒有責任。將領如果是這樣的庸才，當然不能打勝仗，而蔣先生偏偏喜歡這樣的人。”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對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才能是一次嚴格的檢驗。可以看到，他的作戰指導實在缺乏章法，并且嚴重地脫離實際，先是對戰場局勢缺乏客觀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更談不上對它的發展趨勢有足夠的預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明確而堅定的作戰預案；臨事張皇失措，被動應付，而又主觀武斷，甚至在遼沈戰役和準海戰役中后期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軍在不利條件下“決戰”；繼而決心動搖，終致束手無策，多次慨嘆“此事殊出意外”，只能“默禱懇求上帝默佑”。他在1949年2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對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為惟一要務。”他已提不出其他辦法，但他的主要軍事力量既已失去，被他視為“惟一要務”的“阻止其渡江”又怎么做得到呢？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聯合發表《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至此，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可說大局已定了。 來源：炎黃春秋2019.1 作者：金沖及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