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庫管理描述：：當前減稅降費需要關注些什么 最近，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回答經濟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目前各項減稅降費措施落實有力，效果正在逐步顯現，全年減負量將比預計的近2萬億元要多。“全年減稅降費將超2萬億”，這一規模占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預算數）的24%。客觀講，減稅降費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無論是在宏觀（國家層面）、中觀（行業與產業層面）和微觀（個人與企業層面），減稅降費政策的效果正在顯現。但在今后具體實施過程中，還需準確把握減稅降費的關鍵環節，尤其要努力打通宏觀減負戰略與中微觀減負成效之間的聯系。 首先，減稅降費的重點可以更加明確。占稅收收入比重較高的增值稅、占地方政府收入比重較大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收入、占個人稅費負擔較重的個人所得稅和占企業稅費負擔中的企業所得稅及社會保障繳款，都是不同層面的減稅降費重點。這其中的影響和難度明顯不同。 其次，需要厘清誰受益于減稅降費。2019年增值稅基本稅率從16%降至13%，這對于來料較多的企業來說，減稅顯而易見。但如果一個行業整體處在調整轉型當中，那么降低稅率有多大作用就不一定了。個人工資薪金所得免征額調升至5000元，有助于降低工薪收入人群的稅收，但非工薪人群怎樣減稅還有待研究。 再次，減負效果在行業、企業間分布不均。按照現在減免名義稅負的辦法，那些賬目清晰、具備行業優勢的部門獲益明顯。然而，我國面臨的產業轉型和創新發展可能需要依靠更多新興企業去試錯（不斷提高的企業所得稅加計扣除能短暫解決一些問題）。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免征額提升（從2012年10萬元到2018年100萬元）、稅率減半征收的前提是盈利。這對規模以上、有穩定主營業務的企業有利，但對于沒有賬面盈余的企業就沒有幫助。這樣的企業實際上未能直接享受到減稅降費的好處。 最后，難以及時、精準地為行業及微觀個體減稅降費。企業層面看，如果考慮到規模、經營范圍、生產周期的差異，那么企業負擔的來源會十分多樣。比如，釀酒行業的增值稅進項來自生產環節，銷項則來自銷售環節，生產和銷售間可能相隔數年。這期間的成本都要企業墊支。再如，建筑業的實際人工成本上升較快，但將此認定為成本的難度不小。成本費用無法扣除，企業應稅所得增加便會導致稅負增加。從決策層面看，制度性的減稅降費大多來自中央，地方只能提供“半正式”（提供納稅服務）甚至“非正式”（財力允許情況下的幫扶）的措施。復雜信息經過長距離傳送到最高層，時效性和準確性都可能打折扣，很多時候決策層面也只能做出一個“最大公約數”的政策部署。所謂的“頂層設計”不足，其實是一種無法客觀上照顧所有中微觀主體的反映。 打通減稅降費各環節的關鍵在于協調，而根本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我國減稅降費的難度可能大于多數國家。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特質決定了問題的復雜性，表現為降稅率、減費用的傳導機制還不完備；另一方面，大國轉型為“輕稅”制的速度不可能太快，因為各種因素的制約太多。為了解決上述難題，我們認為當前應當從四個方面著手： 第一，勇于化解減稅降費中的重點、難點問題。過往改革都是先找容易的來推動，而減稅降費則可能需要先打“攻堅戰”。降低增值稅負擔、削減社會保險繳費比例是目前影響最大的兩個領域，此兩項稅費，前者占稅收收入比重40%（2018年），后者關系到社保支付體系的穩定。進一步簡并和下調增值稅稅率能夠全面降低生產、生活成本，才可能實現國家稅務總局提出的“進一步大規模”減稅。現在通過劃轉國有資本填補社保空缺的辦法還應加快。完成之后便還可以嘗試將社保繳費比例降至目前的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之間。 第二，未來應盡可能減少出臺有偏向性的減稅降費政策。現階段我國減稅降費還處在整體啟動階段，偏向特定行業、群體和區域的減稅降費政策，不利于調控目標的全面實現。鼓勵企業創新、促進居民就業和支持特定地區發展都很重要，相對穩妥的辦法是通過財政支出而不是稅收優惠來解決。因為這些結構性問題會導致稅制變動過于繁雜，影響階段目標的實現和總體部署的推進。 第三，及時評估減稅降費成效。減稅降費是一項成本浩大的工作，不僅需要付出財力而且牽涉各方。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價實現目標，應是相對理想的選擇。減稅降費帶來的市場機制完善、稅負扭曲減小和經濟社會活力增加，都應有具體可行的評估辦法。稅收部門及相關部門的最新行政數據、調查資料完全可盡快搜集整理來研究。及時了解減稅降費的實際效果及處置遇到的具體問題，有利于將改革從“朝哪個方向去”引入“如何邁步子”的精確化層面。必要時可開展局部小范圍的隨機實地實驗，運用實驗經濟學研究的方法，預評估重大改革可能造成影響和成功概率。 第四，總結減稅降費傳遞到中微觀層面的具體經驗。我國未來的宏觀調控可能會頻繁使用稅收政策工具。減稅降費是近期的工作，而如果遇到要為經濟過熱降溫，也會動用增稅加費的手段。無論是增稅還是減稅，國民經濟的傳導機制和運行過程短時間內不會有大的變化。因此，怎樣在差異化的納稅人中間，執行不容易差異化實施的稅收政策，需要繼續摸索經驗。此外，將中微觀主體實際稅費負擔情況，準確及時傳遞到中央；同時，快速執行中央的減稅降費新政策，都將有助于提升減稅降費運行效率。 （作者何代欣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征求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楊志勇研究員的意見，特此致謝。）